“三退三进”平稳过渡是保持经济增长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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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旧的三大增长驱动力正在逐渐消退，新的三大增长驱动力正在逐渐显现，新的“三进”正面临旧的“三退”。

在双方的交替和替代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传统力量停滞过快、新力量停滞缓慢的问题，经济增长中也必然会出现严重的停滞问题。这是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核心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是一个具体的权力结构转换问题，不能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来解决。政府政策的重点应该是大力推动和培育新的动力，同时也不应该让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过快地萎缩。

经过30多年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需要转型，经济结构需要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是中国经济正常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结果。本轮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经济结构和增长势头的“三退三进”上。当“三进三退”基本完成，经济结构调整基本到位，经济增长速度才能稳定和持续。

三大传统力量依次“衰退”

所谓“三个退却”，就是说在前30年，特别是最近10年，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三大传统动力将依次“衰退”。

首先，低端制造业和低附加值贸易的衰退。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形成的贸易体制优势、我国政府实施基础设施先行战略形成的物流通关优势、2亿多农民工进城形成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地方政府竞争性投资政策形成的投资成本和综合经营成本优势，造就了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好的中低端制造中心的地位，必将使中国在数量上成为全球贸易大国。无论是来料加工、贴牌生产还是一般贸易，由于要素成本低、贸易便利以及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它都非常繁荣。这是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必然阶段。

然而，中国的资源禀赋也注定是一个“世界工厂”。极其脆弱的生态环境，稀缺的矿产能源资源，可用于生产和城市建设的宝贵土地资源，巨大的人口承受压力，注定中国不可能长期成为世界低端制造业的天堂。消耗能源、消耗土地和造成严重污染的低端制造业在中国只能是特定阶段的过渡产业。2008年后，中国的贸易增长率开始下降，低端制造业开始衰退，制造业投资开始下降。然而，即使在这个时候，地方政府仍然不愿意降低低端制造业的浪潮，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将低端制造业从东部转移到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低端制造业似乎仍有很大发展。现在看来，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的资源禀赋，更不适合发展低端贸易加工业。

低端制造业的退潮对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已经从10%以上下降到8%左右，这主要是由低端制造业的退潮和贸易增长率的下降造成的。然而，低端制造业的退潮产生了一系列结构调整的积极效应。中国的贸易依存度逐渐恢复正常，从70%以上降至50%左右。经济增长的能耗、物耗和耗水量都有所下降。贸易结构逐步优化，高技术和高附加值贸易产品比重逐步提高，服务贸易大幅改善。

其次，自2014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二大驱动力——房地产开始衰退。尽管人们对当前房价是否存在泡沫以及泡沫有多大有不同看法，但很明显，中国的房地产供应已经达到峰值，不可能继续增长。自2001年以来，房地产繁荣极大地推动了这一轮经济高速增长。随着房地产业的不断繁荣，土地资源的巨大商业价值被发现。土地出让收入和各种土地税费占各级政府收入的近三分之一。

然而，当2014年房地产年销售面积超过12亿平方米时，当每年供应的新房数量达到1200万套时，当城市的人均居住面积超过农村的人均居住面积时，当适婚人口绝对下降时，对房地产的总需求达到了顶峰。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居民仍然需要大量的住房，但这个问题并不需要在一年内解决。即使目前的供应量保持甚至减少，中国每年的房地产供应量仍然很大，完全可以满足城市化带来的新的住房需求。当前房地产市场调整越早，越有利于确保房地产市场供求平衡，保持房价稳定，防范金融市场风险，保持经济平稳增长。

中国房地产投资和需求的调整刚刚开始，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将逐渐显现。至少需要两到三年时间才能真正触底，然后稳步增长。从房地产调整对经济的影响来看，2015年显然不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未来两三年，中国将面临房地产周期调整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最后，如果我们回顾几年，硬件基础设施的投资将逐渐下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一直坚持优先发展基础设施的战略。一流的基础设施、优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良好的贸易环境构成了中国制造业独特的竞争优势。地方政府争夺经济增长速度和投资额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大力发展和改善基础设施。中国基础设施投资仍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但必须认识到，基础设施投资将面临发展速度、投融资模式和发展方向的重大调整。

首先，中国的硬件基础设施投资在一些地区和领域日益饱和，在东部发达省份和中心城市增长缓慢，在上海和北京等一些特大城市出现负增长。第二，中国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需要大幅调整。过去，基础设施投资主要是通过地方政府债务发展起来的。目前，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问题。第三，基础设施投资方向需要调整，逐步从硬件基础设施投资转向软件基础设施投资和民生基础设施投资。由于房地产投资大幅下降，制造业投资相对较低，在当前经济环境下，不能让基础设施投资过早衰退。继续加大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加大保障性住房、环保、水利等民生基础设施投资，弥补整体投资需求过度下降，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然而，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硬件基础设施投资的退潮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将在未来三至五年内发生。

新的增长驱动因素正在逐渐出现

当然，如果只有旧力量的衰退而没有新力量，那就不是经济转型，而是经济衰退。与此同时，旧的三大增长驱动力正在逐渐消退，新的三大增长驱动力正在逐渐显现，新的“三进”正面临旧的“三退”。

首先，中国制造业正在加速升级，中高端制造业正在加速发展。中国能否取代德国、美国和日本，成为世界高端制造业的中心仍有争议。然而，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加速升级，局部地区和重要方向取得重大突破，达到国际水平，这是有目共睹的。在中国贸易增速下降的同时，机电产品出口比重逐渐上升。在制造业整体增长率下降、效益下降的同时，中国的高技术或高技术产业，如特种设备、交通运输设备、通信设备和医药制造业，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通过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中国正在促进沿线国家之间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促进贸易发展，并推动高端设备的出口，如通用设备、特种设备、运输、高速铁路、核电和大型飞机。

其次，中国服务业正在加速发展，并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最持久的推动力。由于2013年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超过制造业，2014年服务业的比重比制造业高出约5%。在未来的正常情况下，服务业每年将比制造业增长约1个百分点，而这一比例结构的调整至少需要20至30年才能完成。无论是生产性服务业还是生活服务业，无论是金融、房地产、交通等传统服务业，还是信息服务、健康养老、休闲娱乐、创意文化、生态环境保护等现代服务业，都有很大的发展。“互联网+”将进一步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结合，而城市化将首先推动服务业的加速发展。首先，中国城乡差别在于服务业，农村居民很难享受到公共服务带来的便利。我国政府正在推动大众创新、大众创业，并采取措施进一步增加公共服务产品的供应，所有这些都侧重于大力发展服务业。

最后，中国的消费正在稳步上升，消费将取代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最重要驱动力。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是一个从投资和制造大国到服务消费大国的过程。当然，这个过程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过去，中国的消费率一直在50%左右，多年来投资率甚至超过了消费率。现在这种情况正在改变。自2013年以来，中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投资。未来，随着投资增长率的下降，消费贡献率将超过投资，消费率将逐年上升，这将成为一种趋势。作为一个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属于发展中国家水平的经济体，有必要保持较高的投资率。只有投资才能促进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扩大经济规模。但是我们不能像过去那样投资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只有没有有效需求的投资才会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投资回报率也会逐年下降，投资动机也会越来越弱。只有大力发展消费，激活国内市场，形成一个广阔而持久的有效需求市场，投资才能稳定而有效地增长。适度提高消费率和降低投资率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任务。要把消费率从现在的50%左右逐步提高到未来的70%左右，把投资率降低到30%左右，这样增长模式才是合理的。

推进从“三个后退”到“三个前进”的转变

制造业加速升级、服务业加速发展和消费率稳步上升构成了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三大新动力。中国的经济转型过程就是完成从“三个后退”到“三个前进”的转变和转化过程。当前和今后几年，我国的核心任务是加快由“三个后退”向“三个前进”的转变，确保转型期经济平稳增长。

过去，中国的低端制造业、低附加值贸易、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发展非常强劲，年增长率超过20%-30%。因此，当这三种驱动力消退时，退潮速度也很快，并且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杀伤力巨大。中国贸易和房地产投资的增长率从20%-30%下降到10%左右，甚至是个位数的增长率，这是在一两年内完成的。然而，中国制造业的升级、服务业比重的提高和消费率的提高是一个缓慢而渐进的过程。在双方的交替和替代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传统力量停滞过快、新力量停滞缓慢的问题，经济增长中也必然会出现严重的停滞问题。这是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核心问题。

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是一个具体的权力结构转换问题，不能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来解决。政府政策的重点应该是大力推动和培育新的动力，同时，对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也不应该落得太快。目前，中国政府正在加快城市化进程，实施“互联网加”行动，推广工业4.0，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掀起“大众创新创业”热潮，推进各领域体制改革，这些都在加速中国高端制造业、服务业和消费行业的发展，加快形成新的增长势头。

与此同时，要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下行，继续取消抑制正常需求的政策，包括限购政策和不合理的信贷、交易、税收政策，鼓励和保持居民正常的、改善的购房需求。要加大对房地产业的政策支持和引导。充分借鉴近年来我国钢铁、煤炭等产能过剩行业的发展经验，避免因市场需求下降导致房地产行业过度竞争。要提高行业集中度，必须淘汰落后、低效、小规模的房地产企业。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适度加大对房地产企业的金融支持。从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来看，房地产企业的整体净资产收益率只有9%左右，而平均融资成本高于10%。这种情况将使高杠杆率的房地产行业不可持续。继续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认真研究创新投融资机制、土地制度、拆迁制度、保障性住房开发和市场化运作、棚户区改造等。应鼓励金融机构、房地产开发企业和政府部门共同开展保障性住房投资、运营和管理的市场化创新机制，促进保障性住房开发和运营的可持续性。

目前，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仍不能退潮。要着眼于民营经济投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具体问题和具体路径，充分释放政策效应。去年以来，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民营经济投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相关政策，但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不明显。让民营经济在基础设施领域投资，不能简单地通过放开投资范围和呼吁鼓励来解决问题。要认真研究民营经济投资基础设施领域的具体路径、配套措施和相关政策。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大、周期长、风险高，项目具有一定的社会福利，与民营经济的投资性质不相适应。如果这些矛盾和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实施效果只能停留在政策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