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生活垃圾“低成本化”迷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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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处理正成为大多数城市发展的一个拖累。三分之二的大中城市被垃圾包围，大约四分之一的城市没有合适的地方堆放垃圾。

4月下旬，《中国商报》记者采访了浙江省宁波市、江苏省江阴市和常州市，发现这些城市每年在生活垃圾处理上的投资是巨大的。

以垃圾焚烧项目为例，宁波市日处理能力1500吨的垃圾焚烧项目投资高达7.5亿元。江阴市日处理生活垃圾1200吨的垃圾焚烧项目总投资5.93亿元。当地没有垃圾填埋场。

在常州，由于城市用地紧张，一个日处理能力为800吨、总投资为4.1亿元的垃圾焚烧厂不得不建在市中心，离居民区只有一条路。常州市市政管理局垃圾焚烧监管办公室主任蓝玉华告诉记者，监管办公室应派人留在焚烧厂，并对垃圾处理和污染物排放进行24小时严密监控。

根据“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现状评价”课题组5月5日发布的数据，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增长迅速，从1979年的2508万吨增加到2012年的1.7081亿吨，增长了5.8倍。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政策与环境规划研究所所长、该研究小组首席专家宋国军对《中国商报》记者表示，中国垃圾处理的社会成本远高于统计数据显示的最终处理成本，生活垃圾处理的社会成本被低估。

垃圾处理的“四化”并不理想

近年来，我国城市固体废物无害化处理能力(以城市无害化处理率表示)逐年提高，2012年达到93.43%。

“但如果我们考虑到市区的农村部分，无害化处理率仅为62.02%。”宋国军表示，大量城市无害化处理设施中空气体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的排放信息不足以证明连续排放达标。"一些终端处理费用低的城市将有更高的可能性超过排放标准."

研究小组5日发表的《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现状评估报告》指出，在许多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和焚烧厂没有实现废水和废气的连续排放，也没有严格执行排放标准，如广州。两个垃圾卫生填埋场的废水和臭气超标；江门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地下水监测严重超标；深圳垃圾填埋场臭气超标严重；北京生活垃圾处理厂存在超标排放现象；哈尔滨市生活垃圾简易填埋比例较大，无害化处理率过高。

在城市固体废物处理领域，“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前提下的低成本”得到了业界的高度赞扬。

研究小组发现，“四化”中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无害化程度不高，没有持续达标排放的迹象；在削减方面没有进展；资源利用率低，回收率不理想；垃圾处理的社会成本被低估了，这不利于刺激减排。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环境保护部生活垃圾填埋场工程》编制小组的数据也显示，近年来，我国生活垃圾年均增长率接近9%，人均生活垃圾年产量达到440公斤，北京等城市的增长率高达15%~20%。目前，中国已经积累了70多亿吨城市生活垃圾，覆盖面积超过5亿平方米。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3年的数据，截至2012年底，中国共有垃圾填埋场540个，填埋容量为31.1万吨/日，年总填埋量为1.05125亿吨。约72.6%的城市生活垃圾通过填埋方式处理。

垃圾处理的成本有多高？

处理生活垃圾要花多少钱？

目前，在中国还没有明确的说法。据记者从环境保护部获得的数据，“十二五”期间，仅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投资就达2636亿元。

其中，无害化处理设施投资1730亿元(其中“十一五”投资345亿元)，占65.6%；集输系统建设投资351亿元，占13.3%；存量整治项目投资211亿元，占8.0%；餐厨垃圾专项工程投资109亿元，占4.1%；垃圾分类示范工程投资210亿元，占8.0%；监管体系建设投资25亿元，占1.0%。

过去，城市固体废物处理的“低成本”并未受到外界的关注。

宋国军告诉记者，“低成本”是实现无害化处置前提下的管理目标。对政府管理的资源的占用和消耗进行核算有助于确定政府的效率和社会效益。

生活垃圾投入主要涉及收集、转运(运输和转运站)和终端处理。

根据研究小组的计算，2012年，中国113个重点环保城市(其中111个城市有数据)的单位废物处置成本平均为85元/吨，比2011年增长10.8%。抚顺最低6.5元/吨，曲靖最高375.7元/吨，北京最高151.2元/吨。

生活垃圾处理的社会成本是巨大的。社会成本包括收集成本、转运成本和卫生填埋成本。

以北京为例，151.2元/吨的处置成本包括固定资产投资、运行维护费用(能耗、设备维护、员工工资、管理费及与垃圾处理厂运行相关的其他费用)，仅占垃圾处置社会总成本的9.9%。

根据课题组公布的计算结果，2012年北京市生活垃圾清运量为648.31万吨。按社会总成本1530.7元/吨计算，垃圾管理的社会总成本达到99.23亿元，占当年北京市财政支出的2.1%，人均垃圾处理支出高达480.5元/年。

"垃圾处理的社会成本很高，减少垃圾是当务之急."宋国军认为，2015年开始实施的北京市300元/吨非居民生活垃圾收费标准明显偏低，需要全额支付，不应予以补贴。

“如果生活垃圾来源分类政策没有重大进展，人均生活垃圾清除量也不会显著下降。”宋国军说。

此外，我国生活垃圾的回收水平较低。对中国及典型城市废纸和废塑料资源回收率的估算结果表明，资源回收率并不理想。北京、本溪、牡丹江和苏州的纸张回收率分别为25.32%、24.74%、61.52%和20.11%。城市之间有很大的差异，空的进一步复苏更大。

一般来说，生活垃圾清除得越多，市容和卫生所需的车辆和设备就越多。但调查发现，统计数据反映的情况并非如此，人均日垃圾运输量几乎没有变化，而每万人的市容环卫车辆和设备数量却逐年增加。

根据数据，2006年每10，000人的环卫车辆数量为1.57辆，到2012年为2.34辆(大多数城市每10，000人大约有2辆)。2006年，人均日垃圾运输量为1.19千克，2012年为1.12千克。

“设备投资与垃圾清除量不一致，部分设备可能闲置，即存在资源浪费。”宋国军说。

自2000年以来，包括广州、杭州、厦门和深圳在内的八个城市已经进行了15年的垃圾分类试验。但是调查发现效果并不好。

宋国军介绍说，广州封闭车辆的比例仅为88.63%；只有杭州和桂林实现了生活垃圾的全部无害化处理，而其他城市没有达到100%无害化，广州只有80.38%；杭州、深圳和厦门的生活垃圾日运输量较高，分别为1.75公斤、1.27公斤和1.21公斤。北京市每万人的市容环卫专用车辆和设备投资额最高，为每万人5.26台，其次是杭州和厦门，深圳市最低，仅为每万人1.05台。

生活垃圾管理需要向前发展

记者在浙江、江苏和北京采访时注意到，与国外垃圾焚烧厂不同，国内所有焚烧厂都需要设置过滤池，并有多种工艺处理污水。

据上海市环境卫生工程设计研究院院长张毅介绍，餐厨垃圾在生活垃圾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目前，超过85%的厨房垃圾成分是水。在国外，生活垃圾中的水分含量很少，许多厨房垃圾直接在家里处理。

本报记者从“2013北京国际环保、环卫车辆、废弃物和资源利用展览会”上了解到，在美国和欧洲，大多数家庭的厨房水槽下都安装了一个小型插电式机械食物垃圾处理器。食物垃圾被食物垃圾处理器磨成细颗粒，然后通过下水道流入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2009年，食物垃圾处理器被列入美国国家绿色建筑标准，要求安装在80%的新建房屋中。

一个食物垃圾处理系统安装在广东一个政府大院的餐厅里，每小时可以处理200公斤的食物垃圾。处理后的餐厨垃圾可转化为有机肥，其重量和体积比处理前减少85%。挤压水排入排水管道，可实现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处理。

日本一般将垃圾分为四类: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批量印刷废纸、瓶子和罐子，甚至瓶盖和瓶子也应该分开存放。垃圾收集部门每周定时回收沿途分类垃圾，每个地区有不同的规定。

有了这样的分类和利用，生活垃圾的处理量将明显减少。

2010年4月，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环境保护部联合制定的《生活垃圾处理技术指南》提出，应尽可能从源头上避免和减少生活垃圾，并尽可能对产生的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和回收，实现源头减量。

2012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十二五”规划》也提出要选择一批有条件的市县，在启动餐厨垃圾处理的基础上，继续推进餐厨垃圾分类收集和运输，按照适度规模和相对集中的原则建设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设施。

“显然，生活垃圾的管理需要向前推进，对家庭和办公室的源头进行分类，通过分类减少和回收，最终降低无害化处理的成本。”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洪大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