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引领经济新常态应解决十二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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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一年里，如何理解和适应新常态，进而在新常态环境中把握主动权，创造新成绩，已经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要认识新常态，一个前提是要了解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为此，李佐军博士列出了十二个需要直接面对的难题，在此介绍给读者参考。

-雅芙

■“理解、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然而，要引领经济新常态，我们必须正视十二大问题:第一，跟上疾病的发展；二是经济效益低；第三，过度投资依赖；第四，扩大消费有许多障碍；第五，创新动力弱；第六，贫富差距大；第七，经济风险的积累；第八，资源环境形势严峻；第九，产业转型升级困难；第十，城市化仍然滞后；第十一，“区域热”加剧；第十二，“政策依赖”难以摆脱。□李佐军

201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理解、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新经济范式是我们所期望的理想经济状态，它需要被引导，需要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才能走向良好的新常态。

一个问题是:赶上并发展成一种疾病

“追赶与发展病”是一种超越发展阶段和潜在经济增长率，追求过快和过高增长而形成的经济增长病。其主要特点是:经济增长速度过快；经济运行效率低；通货膨胀更严重，资产价格更高，经济泡沫更多；资源和能源消耗高，环境破坏重；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创新的驱动力不足；产业结构偏向(重化工业)，产能过剩严重，区域结构不平衡；贫富差距很大；“政府企业”，评估国内生产总值导向，依靠刺激政策，更喜欢管理土地和城市等。

中国有一些“追赶式发展”的症状。如果经济增速过快，1979年至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9.8%，远远高于世界同期2.8%的年均增长率。从2002年到2011年，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高达10.7%，远远超过同期约3.9%的世界水平。我们不仅要看到高速增长的成就，还要看到其背后的成本和问题。

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从2002年到2012年，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41%上升到72%，出口创汇从2864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33116亿美元，增长11.6倍。流动性释放过度，资产价格偏高。从2002年到2012年，新增贷款从2.7万亿元增加到8.2万亿元，m 2存量从18.3万亿元增加到97.4万亿元。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持续快速上涨，超出了大多数城乡居民的承受能力。

2002年，中国煤炭消费和产量分别为10.8413亿吨标准煤和11.0732亿吨标准煤，2011年分别达到23.9286亿吨标准煤和24.6931亿吨标准煤，年均增长9.2%和9.3%。近年来，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大规模连续雾霾现象开始出现。与此同时，一些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地方政府债务过大等“赶超发展病”也很明显。

问题2:经济效益低

经济的低效运行表现为国民经济整体的低效率和某些要素的低生产率。中国经济低效运行的主要表现是。

过度的能源消耗。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平在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提到，2010年中国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2倍。中国工程院院士陆在2013年能源峰会上提到，2012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耗标准煤36.2亿吨，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中国每消耗一吨标准煤只能创造1.4万元的国内生产总值，而全球平均水平为2.5万元。

用水量很高。中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的1/4，不到北方的1/8。然而，我国水资源利用效率不高，浪费严重。2003年，每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为465立方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倍。农业灌溉水的有效利用系数为0.4-0.5，而发达国家为0.7-0.8。水的重复利用率为50%，而发达国家已达到85%。2010年，中国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达到120立方米(2000年不变价格)，是发达国家的2-3倍。

过度的土地消耗。根据国土资源部发布的《2013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2013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量为73.05万公顷，连续五年保持增长。在2011年的例行检查中，国家土地检查系统发现全国43个城市有918个闲置土地项目，总面积为8.84万亩。

投资效率低。根据史正富的研究，1978年至2010年中国的资本产出比为3.92，1965年至2010年美国的资本产出比为5.29，1980年至2010年日本的资本产出比为14.69。

第三个问题:过度投资依赖

“投资依赖”是指经济对投资需求、政府投资和非理性投资的过度依赖。中国出现了明显的“投资依赖”，具体表现在:

首先，投资需求过大，投资率持续超过警戒线。从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国内生产总值)来看，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发达国家的投资率一般在20%左右，而新兴经济体的投资率在40%左右。如果投资率长期保持在50%以上(警戒线)，这意味着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中国的投资率在20世纪90年代基本正常，但进入新世纪后，投资率继续上升，2010年、2011年、2012年和2013年分别达到69.5%、66%、72%和78.5%。在过去的五年里，它一直保持在65%以上，大大超过了警戒线。

其次，政府投资比例高。据金研究，2005年我国投资率比1992年提高了6.1个百分点，其中政府投资贡献率为2.9个百分点，贡献率为47.3%；居民投资贡献2.5个百分点，贡献率为41.3%；企业投资贡献0.7个百分点，贡献率为11.4%。因此，政府投资和居民房地产投资的增长成为中国投资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第三，有更多的非理性投资。非理性投资是指“软预算约束”、缺乏投资责任约束的投资和寻求投机效应的投资，没有准确的指标来衡量。由于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反映在负债中)，特别是房地产投资，一般都符合这个标准，所以一般用它来代替解释。据审计，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债务达到17.9万亿元，截至2012年底，地方政府债务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存度达到37.23%。2013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民)436，528亿元，房地产开发投资86，013亿元，约占固定资产投资的20%。

问题4:扩大消费有许多障碍

近年来，消费增长低于投资增长，消费普遍疲软。影响因素如下:

首先，收入分配制度难以改革。收入分配不公是影响居民消费的一个重要因素。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已经进行了多年，但至今没有取得预期的进展，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既得利益受到很大阻碍，改革的决心和力度不够。国民收入包括政府收入、企业收入和居民收入，前两者与居民收入存在权衡关系。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居民是三者中最弱的，因此居民收入增长相对较慢。2013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到3.03倍，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73，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

其次，减轻税收负担并不容易。税收是居民收入的一种扣除，对消费有很大的直接影响。可以说，税费改革一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全过程。然而，由于中国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制并没有改变，不断壮大的官僚机构和团队以及大规模的政府投资需要巨额的税费来支撑，因此税费负担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根据2013年的数据，中国公共财政收入达到12.9万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2.7%，人均宏观税负接近1万元。

第三，通货膨胀影响消费。通货膨胀是居民收入的扣除，对消费有很大影响。当货币日益缩水时，居民消费越来越谨慎。由于cpi仅主要反映居民日常消费品的价格变化，随着人们的支出结构越来越倾向于住房、汽车和教育等大规模消费品，有必要使用更多的货币流通(如m2)和资产价格(尤其是房价)来反映实际通货膨胀水平。m2余额从2000年底的13.5万亿元迅速增加到2013年底的110.65万亿元。m2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000年的136%上升到2013年的195%，而美国的比例不到70%。自2005年以来，一些一线城市的房价上涨了约10倍。

第四，提高国家福利保障水平在短期内无法解决。各种福利保障形成了居民消费的强大支撑，福利保障越好，居民就越放心，越敢消费。福利保障的水平取决于福利保障制度的安排。福利保障制度的实质是政府和居民之间以及不同居民之间的利益分配。由于中国政府的强势，长期以来福利支出的比重一直很低。目前，与中国收入水平相当的国家的医疗、社会保障和教育支出约占政府总支出的50%。在中国，“十一五”期间，社会保障支出仅占政府财政支出的10%左右，教育支出不超过20%。

问题5:创新动力薄弱

中国的创新动力还存在很多问题，远远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首先，对知识资本的投资仍然不足。仅用研发投入来衡量科技创新投入是不全面的，因为研发投入仅占智力资本投入的10%-25%。近年来，中国高技术产业总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徘徊在18%至20%之间，而高技术产业R&D费用增长率一直徘徊在20%的历史低点附近。

其次，企业的创新活动并不普遍。2011年，不到30%的大中型工业企业开展了研发活动，平均r&d强度仅为0.93%；只有12%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研发活动，平均r&d强度仅为0.71%。因此，大多数企业仍处于技术跟踪和模仿制造阶段，以及低端加工制造和低价竞争阶段。

第三，高科技产品进口比重下降。从2007年到2010年，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进口比重上升了4.7个百分点，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产品进口比重下降了3.6个百分点，特别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仪器仪表、文化办公机械制造等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进口比重。同时，从2004年到2009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的平均增加值率在美国不到50%，在德国不到60%，在日本约为63%，在韩国约为86%；美国低技术制造业的平均增加值率约为84%，德国为97%，日本为76%，韩国为127%。

最后，人力资本的增加开始遇到瓶颈。随着总人口增长的放缓和老龄化程度的提高，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值在2012年达到峰值并开始下降，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正在迅速减弱。据预测，2025年后人力资本将开始减少。

问题6:贫富差距很大

一方面，中国的基尼系数很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2004年的0.473逐渐上升到2008年的0.491，然后逐年下降，2010年为0.481，2013年为0.473。尽管近年来有所下降，但仍远高于0.4的警戒线。

另一方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一直很大。从1978年的2.57倍，下降到1985年的1.86倍，然后上升到1994年的2.61倍，然后在4年内略有下降，然后从1999年的2.65倍波动到2010年的3.33倍，再下降到2013年的3.03倍。根据国际劳工组织1995年公布的36个国家的数据，大部分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不到1.6倍，美国、英国等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一般在1.5倍左右，只有中国等3个国家超过2倍。

问题7:经济风险的积累

中国经济积累了一定的风险，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政府和企业的债务负担太重。据审计，截至2013年6月底，中国各级政府债务达到30.3万亿元，2014年和2015年到期债务分别占债务总额的21.89%和17.06%。地方政府债务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存度达到37.23%。

第二，货币信贷过度扩张，不良贷款率上升。2014年9月底，中国m2余额达到120.21万亿元，m2/gdp从1997年3月底的109%上升到2014年3月底的200%以上，6月底甚至上升到205%。2008年至2013年，银行贷款余额年均增长19%，远远超过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银行资产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继续上升至260%。银行信贷过于偏向高风险资产，房地产贷款和房地产抵押贷款占银行业所有贷款的近35%。

第三，影子银行发展太快，风险也在增加。根据全球金融稳定委员会(fsb)最近发布的《2014年全球影子银行监测报告》，2013年，中国影子银行的资产规模同比增长超过37%，位居世界第二，总额近3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三。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估计，中国影子银行的规模可能达到27万亿元(约合4.39万亿美元)。中国的信托资产从2008年的1.24万亿元迅速增长到2014年第二季度末的12.48万亿元，在金融行业排名第二。大多数影子银行将短期资金(其中60%不到6个月)分配给长期项目或资产，如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这增加了期限错配的风险。

第四，存在许多资产价格泡沫，比如高房价。自2004年8月31日实行招投标、拍卖和挂牌制度以来，我国的房价已经走上了持续上涨的道路。2003年，中国商品房平均价格为每平方米2456元，2013年上涨至每平方米6237元，上涨近三倍。北京和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房价大幅上涨。例如，2003年北京新建商品房平均价格为每平方米4747元，2013年达到每平方米23616元，二手房平均交易价格达到每平方米29122元，增长了近五倍甚至五倍以上。中心城市的许多房地产已经增长了十倍以上。

第五，许多行业产能过剩严重。截至2012年底，中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和船舶产能利用率分别仅为72%、73.7%、71.9%、73.1%和75%，明显低于国际标准。根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组织实施的“2013年中国企业管理者问卷跟踪调查”，中国企业设备利用率总体为72%，其中制造业仅占70.8%，超过70%的企业家认为该行业产能过剩。

问题8:资源环境形势严峻

不可否认，中国的资源和环境形势严峻。

一个资源和能源消耗太快。2012年，中国经济占全球总量的11.6%，但它消耗了全球21.3%的能源。2013年，能源消耗总量达到37.5亿吨标准煤，其中煤炭消耗占一次能源消耗的66%。2012年，中国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是美国的3.3倍，单位资源产出率仅为美国的十分之一左右。2013年，中国对外依赖原油的比例为58%，依赖铁矿石的比例接近70%。

第二，环境污染形势严峻。研究表明，从1950年到1980年，中国的霾日数很少，2000年以后，霾日数急剧增加。2013年，全国平均霾日为35.9天。根据新标准，74个监测城市的空气质量达标率仅为4.1%。近年来，中国北方一些城市的雾霾日已达全年的三分之一以上。中国十大流域的水质普遍受到轻度污染。在704个水质监测断面中，劣ⅴ类水质断面占8.9%。2013年，中度和重度土壤污染分别占1.5%和1.1%，中国超过10%的耕地受到重金属污染。

生态环境恶化的三大趋势没有得到遏制。根据国家林业局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调查，全国森林覆盖率为21.63%，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第二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2009-2013年)结果显示，中国湿地面积比第一次调查结果减少了8.82%。2012年，辖区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比例比2006年下降14.9%。中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中国水土流失面积仍达29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的30.7%。2013年，中国发生地质灾害15403次，直接经济损失101.5亿元。

问题9:产业转型升级困难重重

多年来，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效果并不理想，主要表现在:

第一，第三产业或服务业发展仍然滞后。虽然2013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增加值的43.9%，但仍低于2012年全球服务业增加值的70%、与中国发展水平相近的中等收入国家的54%和高收入国家的74%。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约占世界总量的11.3%，制造业占世界的比重达到24.2%，而服务业增加值仅占世界总量的7.3%。2012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仅为美国的29%，而制造业增加值为美国的125%。

二是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三高产业”比重偏高。第二产业主要由工业组成，其中重化工业所占比重达到70%左右，而重化工业的碳排放和单位产值能耗约为服务业的9倍，而且大多数重化工业(如煤炭、石化、钢铁、水泥等)都是如此。)属于典型的“三高产业”。

第三，高附加值的知识或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较低，而低附加值的劳动或资源密集型产业比重较高。2013年，福建省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2%，而湖北省“十二五”规划中，2015年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即使在高科技产业发达的深圳，2015年高科技产业的增加值也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5%。

第四，品牌产业比重低。例如，几乎所有的汽车跨国公司都在中国找到了一个或多个合资伙伴，引进了70多个品牌，建立了自己的生产和销售基地，占据了70%以上的市场。到目前为止，中国汽车企业仍然缺乏自己的知名品牌。截至2010年4月，在中国近500个驰名商标中，汽车品牌的驰名商标仅占4%。

问题10:城市化仍然落后

虽然城镇化率在2013年达到了53.73%，但城镇化总体上仍然滞后。

首先，中国的城市化仍然落后于其自身的工业化进程。例如，201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51.3%，工业化率为46.8%，两者之比为1.09。同年，全球城市化率为50.9%，工业化率仅为26.1%，二者之比为1.95；同年，美国的这一比例为4.1，法国为4.11，英国为4.09，德国为2.64。在金砖国家中，巴西、俄罗斯、南非和印度分别为3.22、1.97、1.38和1.15，均高于中国。这表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很快，但城市化却没有取得同步进展。

第二，存在“半城市化”或“伪城市化”。53.73%的城市化率具有一定的水分，其中一些只能被视为“半城市化”或“伪城市化”。如果我们考虑“农民工”现象，即“他们的身体已经进入城市，但他们的权益却没有”，中国户籍人口的城市化率实际上只有36%左右。《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还提出，到2020年，中国常住人口和登记人口的城镇化率将分别达到60%和45%，这也反映出两者的城镇化率相差约15个百分点。

问题11:“地区热”越来越严重

近年来，出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各地都在努力成为试验区、示范区、新城区和规划区等。，这类似于最初的“开发区热”,而且愈演愈烈。这种“地区热”有许多副作用和后遗症。

首先，它阻碍了统一的全国市场的形成，这不利于各地区的公平竞争。一个好的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应该是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市场，让所有地区公平竞争。对于每个地区来说，只有在一个统一、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我们才能对未来形成稳定的预期。然而，上述做法正在创造具有特权和优惠政策的地区，阻碍了统一的全国市场的形成。那些没有帽子的地区感到不公平。那些得到帽子的地区关注的是如何使用特权和优惠政策，而不是如何真正形成健康和可持续的竞争力。从长远来看，他们可能得不偿失。

第二，它扭曲了资源配置，不利于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资源的最优配置取决于完全竞争的市场(帕累托最优假设是完全竞争)。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但是一个统一公平的市场是可以形成的。就区域发展而言，中国只有在统一、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才能形成资源的合理配置。然而，如果有许多地区的特权和优惠政策的穿插，资源的分配将被扭曲，高质量的资源将流向特权地区太多和太集中。虽然这种资源流动对这些特权地区有利，但它会降低整个国民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

第三，土地和其他资源被浪费，这导致了经济泡沫。一旦这些试验区、示范区、新城区和规划区被批准，它们往往会被肆意包围，有些往往会包围几十平方公里。一些被圈起来的土地开发密度低、效率低，而另一些则被弃而不用，造成了土地和其他资源的巨大浪费。与此同时，这些地区往往成为一些地方政府建设城市、刺激投资、增加国内生产总值和创建形象工程的平台，并大规模筹集资金，增加地方债务，迫使央行印钞和释放流动性，从而助长经济泡沫。

第四，造成了民工潮，不利于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在这些地区，一方面要推进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要吸引大规模的投资，聚集各种企业，吸引包括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内的各类劳动力前来就业。由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存在和福利保障制度的不统一，大多数劳动者往往无法在这些地区扎根，只能像“候鸟”一样频繁地在城乡之间和不同城市之间流动，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只有当人口和劳动力在一个公平竞争的地区自由选择和流动时，健康的城市化才能形成。

第五，政府机构和人员增加，政府运作成本提高。每个实验区或示范区、新城区或规划区等。，将成立一个新的机构小组，如党工委和管理委员会，除了原来的政府机构之外，而且级别往往高于地方，从而增加许多新的管理岗位和安排许多新的干部。虽然这些地区的机构和人员可能比旧区精简，但总的来说，政府的行政成本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增加了。

第六，它创造了寻租的机会。正因为这些地区与其他周边地区相比有一些特权和优惠政策，它们在税收、土地、信贷、准入条件等方面形成了“价格差异”。，并形成了“寻租”的空空间和机会，为一些腐败分子提供了便利和条件。

问题12:“政策依赖”难以摆脱

“政策依赖”是指国民经济和各种主体对政策的持续依赖。一旦离开政策，就很难正常运行，导致各种经济疾病，如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经济效益下降、资金链紧张等。

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开始表现出明显的“政策依赖”。特别是自2008年以来，为了应对国际经济危机，政府和社会都表现出对宏观政策的持续依赖。最突出的表现是政策区间越来越短，从2009年上半年的稳定增长到2012年第二季度的稳定增长，间隔时间为三年。从2012年第二季度到2013年第三季度的稳定增长相隔一年多一点，从2013年第三季度到2014年第二季度的稳定增长只相隔半年左右。此外，自2014年第二季度以来的稳定增长似乎难以收回，因此不能有任何中断，否则经济下行压力将迅速显现。

对于国民经济来说，一旦形成“政策依赖”，就会出现以下后果:第一，市场功能退化，因为政策对市场有替代作用；第二，法治的功能正在衰退。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会破坏社会契约(货币本身就是一种契约)，倾斜的财税政策和土地政策会影响公平的法治秩序；第三，社会创新的力量被削弱。如果经济增长可以通过宽松的政策轻松实现，培育创新能力的追求将会减弱；第四，决策部门会对政策的作用抱有幻想，认为政策是万能的，会继续用新政策来解决旧政策形成的问题，造成恶性循环，直至被迫通过危机进行调整；第五，一旦政策开始退出或其有效性下降，经济可能会大幅波动。

对于企业等经济实体来说，一旦形成“政策依赖”，还会产生以下后果:第一，投机心理会增强，在市场需求和自身运作出现问题后，他们会希望得到政策援助，或争取政策，或等待政策；二是自主创新能力减弱。当通过争取政策更容易增加利润时，我们将不再努力追求创新和促进市场竞争力；第三，一旦政策被撤销或政策的有效性被削弱，就可能导致资金链的短缺、企业效率的下降甚至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