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琪：稳增长调结构亟待政策“组合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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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财政政策的积极性

《中国证券报》:去年，中国财政收入增速在1991年后回到了个位数，今年前两个月进一步下滑。未来财政收入的下降会进一步加剧吗？

陈东琪:今年财政收入减少的因素很多，财政收入有大幅放缓的风险。首先，通货紧缩的压力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增加。由于财政收入与当前国内生产总值相关，生产者价格指数和消费者价格指数的下降都会导致财政收入的下降。考虑到第一季度的价格形势，预计价格因素将把第一季度财政收入的增长拉低1个百分点。从全年来看，财政收入增长受到经济放缓、房地产市场调整、通缩压力以及相关改革措施和政策的挤压，预计增速将下降约3个百分点，至6%以下。如果年经济增长率为7%，比去年低0.4个百分点，根据收入弹性，财政收入将减少0.6个百分点。

受多种因素影响，税收收入的下降将进一步加剧。一是房地产市场调整继续扩大，商品房销量大幅下降，导致相关房地产营业税(今年增值税将有所调整)、房地产企业所得税、契税、土地增值税等大幅下降。，以及产业链上下游产业的相关税收收入，这估计至少会导致财政收入增长下降1个百分点。第二，今年通缩难以逆转，整体价格水平可能进一步下降。全年价格涨幅可能比去年低0.5个百分点，将财政收入增幅拉低约0.5个百分点。第三，今年要继续推进营改增改革，扩大改革范围，全面完成营改增改革任务，采取清理行政事业性收费、实施小微企业税收优惠等措施。减税总额约为4000亿元，比去年的减税增加约2000亿元，预计将使财政收入下降1.4个百分点。

受征地制度、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以及房地产市场低迷、土地供应减少等因素的影响，预计全年政府资金收入增速将继续放缓。从年初的情况来看，今年全国许多城市的土地市场开始持平，地块主要以底价出售，甚至有拍卖。这些情况表明，占地方财政收入35%和国家财政收入23%的土地出让收入增长率有可能大幅下降。如果地方政府的土地销售收入全年下降三分之一，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可支配财政资源将大幅减少，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此外，由于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监管，地方政府及其融资平台的借贷能力降低，可能导致融资缺口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这些无疑会增加地方政府的偿债压力，降低政府的投资能力。

《中国证券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有效应对收入大幅下滑带来的风险？

陈东琪:在我看来，为了确保经济稳定增长，建议提高赤字率，财政政策应该更加积极。新增赤字用于适当扩大政府投资规模，主要用于中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农村基础设施和民生设施建设。此外，为了促进创新和创业、刺激私人投资和促进消费，有必要引入更有针对性的减税政策。

建议及时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去年10月1日，中国开始在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随着这项改革，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的基本工资将会提高，这将不可避免地在增加收入的同时带来个人所得税的负增长。相对而言，高收入阶层的税收负担相对较轻，主要是因为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大多来自于财产租赁和转让收入、利息、股息、红利收入、劳动报酬收入等。，而税率大多是按20%征收。为了平衡工薪阶层和高收入阶层的税负，建议及时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到5000元。

为了更好地支持出口贸易，缓解企业困难，有必要适当提高部分机械设备的出口退税率。建议提高焦炉、球磨破碎设备等重型矿山机械、气动工具、柴油机、活塞式发动机、摩托车、导电体、摄像机等工程机械产品的出口退税水平。

为了更好地调动企业设备更新的积极性，有必要进一步扩大加速折旧的范围。建议打破行业限制，根据设备性质划定加速折旧适用范围，对替代人工设备、节能减排设备和R&D设备给予加速折旧优惠待遇，以调动民间资本投资的积极性，缓解企业资金链压力，增强企业竞争力。

同时，有必要出台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税收优惠政策。第一，实施更大的税收优惠，调动企业研发的积极性。逐步取消R&D享受优惠政策的产业限制，实现普遍的R&D加扣除政策，适当拓宽扣除范围，提高中小企业加扣除比例，延长结转期限，降低企业开展R&D活动的风险。第二，企业委托大学或科研机构进行研究的费用允许有一定比例的减税，以支持产学研合作。三是进一步提高企业税前教育培训费的比重，将培训费从目前工资总额的2.5%提高到5%，以调动企业改进业务培训的积极性。

货币政策调整和价格调整是平行的

中国证券报:在总需求增长疲软的情况下，政府还应该在公共部门投资方面做出哪些努力？

陈东琪: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问题是内需不足，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为了保持投资和经济的稳定增长，我们必须采取积极的政策来扩大内需，而最快、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扩大政府在公共领域的投资规模，从而带动总需求的增加。总的来说，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还比较落后，公共领域的投资需求仍然很大。

今年，在总需求增长疲软的情况下，政府投资可以进一步增加。根据中央提出的“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调发展的三大战略要求，应尽快制定详细规划，安排相关政府投资项目。加快实施中央提出的七大工程包建设项目，主要包括信息网格油气、医疗卫生服务、生态环境保护、清洁能源、农田水利、交通运输、油气矿产资源保障等重大网络项目；尽快启动一批条件成熟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如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医疗、教育、水利、交通等。；尽快制定鼓励政策和措施，吸引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进一步加快投资体制改革，为民间投资创造有利条件和投资环境。

中国证券报:如何理解“宽松操作”？自去年11月以来，央行已经两次降息。针对当前的经济形势，货币政策应该如何进一步调整？

陈东琪:作为宽松操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毫无疑问，我们应该进一步降息和降低标准，并加大货币政策力度。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和金融体制改革的需要，央行推出了一系列结构性货币调控措施，并于去年11月和今年2月、3月降息并下调了RRR总体利率，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货币信贷。面对严重的通货紧缩，经济形势需要更加宽松的调控政策，并要求货币政策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目前，货币供应量不是相对充足，而是相对不足。

因此，建议近期继续采取“调整数量”和“调整价格”相结合的货币政策措施，一季度降低一次存贷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以应对不利的经济形势。鉴于之前的降息和整体RRR减息政策仍在消化之中，下一步可以保持一些小的调整。同时，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在分析和评价以往政策效果的基础上，我们将继续做好反周期货币政策储备。

中国证券报:新常态下，政府对“组合拳”的监管与2008-2009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有何不同？

陈东琪:要准确理解“局部宽松操作”的概念，目前有必要发挥“组合拳”的政策。回顾2008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从年初的“防止经济增长过快导致过热，防止物价由结构性上涨转为明显的通货膨胀”转变为年末的“扩大内需，促进增长”，并为此出台了以4万亿投资计划为标志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当前经济运行的特点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短期经济运行中，cpi突破“1”，ppi连续几年负增长，部分地方经济出现下滑。经济总增长率可能突破“7”，这与企业生产结构调整、产业和城市经济转型、国内外两个市场关系变化交织在一起，产生改革开放35年来从未出现过的持续共振效应，可能导致增长停滞、通货紧缩和失业增加三重结果的叠加。在背景复杂、任务多样的情况下，单一的措施效果有限，因此有必要发挥“组合拳”。宏观经济调控的首要任务是防止结构性和生产性通货紧缩演变为明显的通货紧缩，防止经济增长进一步快速下滑。

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土地金融蓬勃发展，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蓬勃发展，成为货币传导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地方政府对gdp的强烈追求使得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明显。目前，随着新预算法的实施、房地产市场的调整以及新常态下地方政府gdp偏好的弱化，地方政府的主动性大大减弱，中央政府政策的效果也相应减弱。此外，危机缓解政策下的产能扩张以及随之而来的一些行业产能过剩给企业带来了深刻的教训，企业行为的合理化程度有所提高。

随着投融资体制改革、利率汇率市场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深入，土地财政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货币传导机制中的地位和作用迅速下降，地方政府的债务融资能力明显减弱，政府与社会资本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取得明显进展，使得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投资政策的作用和实现方式发生变化。当前宏观调控政策的重点是引导和改变市场预期，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保持经济合理增长的过程中实现结构调整和优化。然而，在实施4万亿投资计划时，基础设施投资和融资对私营部门的开放非常有限，导致政府投资的挤出效应，同期私营部门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数量大幅下降。因此，这一轮“组合拳”不是政府直接在微观领域做什么，而是主要通过调整参数、改变信号、增加“四两”直接投资来激活市场、引导预期、促进繁荣复苏。

向市场明确传达宏观政策导向的信号

《中国证券报》:我们如何确保“组合拳”的成本最低、效果最大？

陈东琪:在国内需求疲软、通缩预期增强、经济增长下行压力无法有效缓解的背景下，宏观调控应从近年来适时适度的预调微调转向尽早出台能够逆转市场预期的综合政策措施。有必要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并尽快实施财政政策。应尽快实施投资、消费、出口、工业、贸易促进和扩大自由贸易区等结构性政策。具体来说:今年两会前后，中国人民银行要进一步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货币政策“紧缩与适度”的精神，近期要多做一些“宽松”的文章；财政部要进一步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积极财政政策“强”的精神，可以实施适当增加今年预算、适度扩大赤字规模、进一步减税等一揽子积极财政政策计划。同时，加快出台有利于稳定增长、防止通缩和增加就业的结构性和改革性政策措施。只有尽快加快和加大力度，才能向市场发出明确的宏观政策导向信号，促进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进而引导市场做好预期，增强发展信心和决心，防止未来经济下滑付出巨大代价。

面对稳定增长和结构调整两大任务，单个政策难以担当重任，必须依靠“组合拳”政策。“组合拳”的主要内容:一是财政与货币政策相结合，实行税收、汇率和利润挂钩；二是宏观调控总量政策与结构性政策相结合，将刺激和扩大需求与增加和优化供给相结合，将政策参数(税率和利率)与市场参数(价格)相联系；第三，宏观层面的整体稳定与改革创新推动的微观激励相结合。总之，有必要将反周期政策与结构性和体制性政策结合起来，通过这些方面的结合，实现短期经济平衡与长期经济增长的有机统一。

随着宏观调控从单一措施向组合措施的转变，多部门的协调更加重要。无论是反周期的财政货币政策，还是改革创新政策，无论是投资政策、消费政策，还是房地产政策，都要以国民经济稳定发展为出发点。就房地产政策而言，在市场普遍饱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因市场供求变化而持续下降的背景下，应大幅减少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采取更加灵活的住房保障方式，最大限度地降低政府投资的“挤出效应”。

就财政和货币政策而言，应在近期努力稳定投资和扩大消费，并通过刺激新的有效需求来推动新的有效供给。就改革和创新政策而言，能够释放效率和红利并促进稳定增长的措施应在近期得到优先考虑。实质上，在新常态背景下，我们要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以及短期与长期、宏观与微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十三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