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期内不宜再扩大自贸试验区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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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立后，短期内不宜再建立新的自由贸易试验区。重点应该转移到如何做好现有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并将其纳入国家改革开放的大局。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加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顶层设计，同时保持其自身的特色，并在规划和法律层面上为其保驾护航。

我们的记者王尔德在北京报道

4月10日，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广东、天津、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规划》和《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规划》。4月21日，三个新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同时建立。

此前，2015年1月至3月，NPC财政经济委员会专题课题组组织了两轮调研，听取了国家有关部门、部分专家学者和外资企业的座谈会，并赴沪、津、粤、闽进行了实地考察。

NPC金融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尹仲卿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据调查，上海自贸区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取得了初步成效，2013年推进的98项改革和2014年推进的38项改革基本完成。

尹仲卿指出，目前，上海自贸区已基本建立起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投资管理体系，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的贸易监管体系有效运行，以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开放为目标的金融创新体系有序推进，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的事后监管体系初步形成。

自由贸易区应该抓住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度高地”

21世纪:如何理解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作用和地位？它和以前的经济特区和开发区有什么区别？

尹仲卿:经过30多年的不断改革，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经过30多年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当前，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越来越不可持续，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改革进入关键时期和深水区。

中央政府多次强调，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不仅是加快经济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的需要，也是促进国民经济升级的需要。我们只是想在投资、贸易、金融、监管等领域继续探索新一轮更大的改革创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让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构筑一个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的“制度高地”，从过去已有的发展模式中找到一条新路，形成一个实力更强、结构更好、质量更好的经济增长极。

在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最大红利不是优惠政策，尤其是税收优惠，而是制度创新带来的发展机遇和动力。各地不能再用搞经济特区和开发区的“老办法”来推动自贸区的“新建设”，不能再人为制造“政策洼地”，而是要创造“制度高地”，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推进各项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创造更多更好的经验在全国推广和复制，创造一个有利于企业、有利于人民的发展环境，让全国各地都能分享“改革红利”。

《21世纪》:中央政府强调自由贸易区是新一轮高水平开放的需要。如何通过自由贸易试验区加快建设新的开放经济体系？

尹仲卿:中国目前的对外开放体制框架是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时基本形成的。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以世贸组织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系正在挣扎，以自由贸易和投资协定为代表的区域安排正在迅速增加。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正在执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600558)

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迎接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严峻挑战，中央政府多次强调，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不仅是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开放的需要，也是参与和主导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制定的需要。

在自贸区试点工作中，要着力打造“开放高地”，同时争取全球竞争新优势，面向世界，规范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探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加快建设新的开放经济体系。以开放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权，将迫使国内贸易和投资体系及相关体系与国际标准接轨，形成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的全球网络，这将为中国与有关国家的双边贸易和投资协定谈判、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和投资谈判提供现实基础，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体系建设和推动经济全球化提供有力支持。

开辟四个自由贸易区的横向沟通渠道

21世纪: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不仅要服务于国家战略，而且要发挥示范作用。现有四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功能和定位有何不同？

尹仲卿:中央确定的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各有特色。各自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国家战略在重点地区的布局，是重要的战略节点和突破口，肩负着重要使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旨在建设最开放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以港澳深度融合为基础，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促进京津冀协调发展为重点，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以进一步深化两岸经济合作为重点，这是国家对各自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定位和战略任务。

同时，通过自贸区试点建设，发挥示范作用，辐射带动周边发展。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将通过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创建区域发展综合服务区，促进泛珠三角地区和内陆地区的产业转型升级；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在促进京津冀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利用港口合作等机制促进内陆发展；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重点加强闽台产业对接，创新两岸服务业合作模式，辐射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通过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建立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和亚太知识产权中心，促进了长江经济带的快速发展。

21世纪:地方政府对自由贸易试验区充满热情。你认为短期内有必要继续扩大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范围吗？

尹仲卿: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是一个新的探索，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调查中，部分企业反映，不同部门推进改革的重点、重点和速度不同，地方政府反映的许多含金量较高的改革措施被砍掉，导致自贸区部分改革措施不配套、不协调、零散、难以落地，影响了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的效果。

随着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增加和扩大，四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不仅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且承担着不同的任务，有着各自的分工和定位，因此做好顶层设计尤为重要。

最近，很多地方都热衷于申请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短期内不宜扩大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数量。当前，要着力做好现有自由贸易试验区工作，将四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工作纳入国家改革开放的总体规划，有序开展各项试验工作，及时发布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指导意见，根据各自特点确定改革试验区的面积、强度和进度， 在充分和比较测试的基础上，及时总结和评估试点效果，避免竞争比较，尽快推广和推广那些可以推广和推广的项目。

“21世纪”:自由贸易试验区涉及多部门和多层次政府的工作。如何处理好“部门统筹与区域特色优势”的关系？

尹仲卿:虽然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但由于自贸区试点工作的角度、层次、职能和任务不同，许多具体问题在国家有关部门、部门和地方、地方之间往往不一致。要充分发挥国务院自由贸易试验区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的作用，加强各部门、各部门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沟通与协调，实现各项改革措施的相互匹配和协调推进，避免制度法规失衡和行政协调失灵。要加强自贸试验区工作的统筹规划，开辟四个自贸试验区的横向沟通渠道，处理好区际关系，按照各自自贸试验区的总体规划推进各项改革，既要突出自身特色和优势，又要相互协调、相互考虑、相互促进。

目前，四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由几个区组成。上海自贸试验区扩建后，除原有外高桥(600648，古坝)、浦东机场和洋山外，新增陆家嘴(600663，古坝)、金桥和张江。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包括广州南沙新区、深圳前海蛇口和珠海横琴新区，跨越三市四地。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包括天津港(600717，古巴)、天津机场和滨海新区中央商务区。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包括平潭、厦门和福州，每个试验区还包括一些小区域。例如，厦门区包括翔宇自由贸易区、翔宇保税物流园区和东南国际航运中心海沧港区。

各地区的条件差别很大，包括成熟的开发区、保税区和海关特殊监管区、综合改革试验区和新建的新区。各贸易试验区和不同区域应充分发挥各自的区位特点和优势，依托各自的功能定位，利用好原有的优惠政策，创造可以复制和推广的经验，并以此为契机，加快地方发展。

探索建立容错和纠错机制

21世纪: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如何鼓励地方创新，防范改革风险？

尹仲卿: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就是要率先在局部地区对全国的改革开放进行压力测试，积累深化改革开放和有效防控风险的经验。

由于这是一个实验，不可避免地会有风险。正是因为有风险，才应该进行压力测试，以探索预防和控制风险的经验。因此，在大胆尝试的过程中，有必要定期进行有效性评估，探索建立容错纠错机制，从而从各个方面防范和控制可能出现的风险。在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对改革热情很高，但有些改革涉及国家体制和机制的调整，也存在风险。改革试验必须加强讨论和论证，征求各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和建议，积极探索和推进，稳步、有序、审慎地实施，同时保持底线，有效防控风险。

21世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权国务院临时调整自贸试验区相关法律法规的行政审批。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地为促进自由贸易试验区提供法律保护？

尹仲卿:自贸区建设是一项系统的改革，要求改革措施与立法导向更好地匹配，实现改革决策与立法决策的统一和衔接，确保重大改革以法律为基础，立法积极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改革与法治相辅相成。2013年8月和2014年1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两项决定，授权国务院临时调整自贸试验区相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

上海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定了法规和管理办法，并对一些地方性法规进行了调整。目前，广东、天津、福建也在研究制定管理办法。有关地方要努力把法律法规放在首位，加快自贸试验区法规及配套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及时修改和废止与自贸试验区工作相抵触的规章制度。

国务院及有关部门要系统梳理和及时修订与自贸试验区建设不相适应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也要系统梳理并及时修订相关司法解释，确保在全国推广和复制自贸区改革经验的法治化。全国人大常委会还需要加强立法，及时组织法律评估，充分借鉴吸收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有益做法，加快相关法律的修订。